一是共产党在城区,广泛地建立了居委会,每条街道的每个商铺或客店,以及每片居住区的每家每户,都被纳入了居委会管理,居委会有一些年轻人,但有很多的“大爷”、“大妈”兼任居委会的巡查员,虽然他们大部分时刻,是在检查卫生、处理邻里纠纷等小事,但对于在其居住区中的“异常人士”,显然负有监督之责,他自己就亲耳听到过有“大妈”吩咐住户,要注意防范间谍,有什么异常情况,可以向居委会或者民事侦缉警察汇报,那个可恶的“大妈”,还大大咧咧地说,举报错了不要紧,警惕性才是最重要的。当时恨得他真想把那个粗壮的女人,给一刀劈死。
二是共产党迅速地建立起了户籍和身份证制度,他们居然给每个居民都拍照,然后登记家庭住址,赋予编号,发给带有敲盖钢印照片的身份证和户口本,据说每户的口粮、以及一些工业品,都是要凭身份证领取票证的。
关键是这样做以后,本地民警几乎能够认识所有当地的人员,他亲自见到,民警查证入住酒店陌生人的身份证,将编号记下后,据说会和身份证当地的派出所核对。这样一旦遭到怀疑,伪装成本地人是很困难的,身份证可以伪造,但相貌相似是很困难的。而外地人,如果不住酒店,去租房居住,显然一开始,就会落入民警和居委会的管理和视线之中。
在他换到沙坪坝的客店后,也有当地的民警向他询问,在他出示了“临时居住证”后,还提醒他,这张证件只有1个月的有效期,到期必须向临时居所的负责民警换证,说明延期的原因。
三是最让他头疼的,西华的民事侦缉警察,居然负有协助居民业务的责任,在他入住沙坪坝后,就热心地根据他随口说的生意,向他介绍供应商,简直要让他发疯,民警说协助商人做好生意、满意而归也是他的责任,而他们的民事警察网络,可以为商人介绍各种适合的供应商或者销售商,这是免费的,是党组织活跃民间贸易和商业的基本举措。这简直要让他哭了出来,能不能少负点责任啊。
所以没有几天,他就体会到了如坐针毡的味道。西华的城市居民管理,简直是严密到令人发指。他影佐也是老牌特务了,可是何曾见过如此严密的体系,如此“苛刻”的管理?他难以想象,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的居民管理,共产党是对每个人从生管到死吗??1
他很担心时间长了,他这样没有具体生意的掩护,是混不下去,必然暴露的。所以之前在构思,是不是干脆开一家什么方面的店铺,例如茶楼、饭馆或者书店之类的。不过他前期是说自己来西华是采购工业品的,这个转折太大,让他感到苦恼。他现在又不敢直接撤退,任务一点头绪还没有,就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去的话,上司必然会大发雷霆,而自己的前程也会尽毁。
按照影佐现在的判断,要在重庆建立情报网络,最好是以“孤狼”的性质,来重庆长期居住,完全融入本地后,再个别地启动。
他一直在担心情报组的其它人员会暴露,他自己算得上特务经验丰富,都觉得如此艰难,何况那帮家伙。
果然,今天就出事了,和他保持联系的一名情报人员小野,联系他,告之已经有两名组员失去了联系,关键是其中一人是报务员!是他们携带唯一电报机的人员!
昨天他刚刚安排报务员发报,向总部汇报在重庆开展工作的艰难,以及了解到的一些重庆的表面情报,其实都算不上是情报,只是观察而已,他现在也只能拿这样的内容去搪塞。
结果一发报就出了事情,这让他敏锐地意识到,共产党很可能有先进的无线电侦缉设备,电台开机后很快就暴露了。而报务员和另外一人,很可能已经被捕,他们这个情报组来重庆的情况,大概率已经被共产党知晓,对他们的搜捕肯定已经开始。
幸好出事的时候是白天,而小野就在附近,于是第一时间通知了他,他赶紧离开了酒店,来到现在这个酒楼,这里是他和他的助手佐藤,约定的接头地点,他想与佐藤协商后,就要通知情报组的其它人员,各自撤退。
影佐已经不敢再回居住的酒店,他们来到重庆的时间,是大家都知道的,如果共产党对那天抵达重庆的人员进行筛查,很难说不会顺藤摸瓜找到他。事实上,他的任务已经失败了,他内心在沮丧地想着。
离开与佐藤约定的“正常”时间还有差不多半小时,影佐的思想飘散到了对帝国当下战略的忧虑之上,作为前途远大的情报官,他以身许国,自己的安危并不重要,但是不能影响帝国的大局。
日本二十年代繁荣的“大正民主”时代已经过去,从1929年全球大萧条危机开始,日本就变得悲惨如地狱。
1930年,日本的批发物价比1929年暴跌了18%,而接下来的1931年更惨,继续暴跌超过30%。日本主要的出口品生丝,从1929年12月开始,仅仅半年,就暴跌了50%的价格。其它重要的农产品,棉花下跌30%,大米下跌35%。整个日本农村,几乎完全破产,大量的农民,只能靠卖女儿去当娼妓维持生存,以至于一些农村,最后连20岁以上的女子,都没有了,因为全部都卖完了。
农村如此悲惨,一些日本的青年军官,尤其是那些家境贫寒的军官,变得极为激进。他们对于日本政党的无能极为愤怒,认为日本的前途在于日军,不断刺杀首相和重臣,使得日本的政治,进入了不稳定的时期。
以1932年刺杀日本首相犬养毅为标志,贫寒中下级军官为主的“皇道派”崛起,他们并不知道,在军部将政党赶下了日本的权力之台后,他们的利用价值也就结束了。
在这个时刻,日本财阀们,对于这些“以武士传统而蔑视商人”的皇道派深感威胁,他们开始与代表军部主流的“统制派”合作,向他们提供军费,而统制派则为他们打开新的市场,其实就是侵略中国。
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“军财合抱”,军部排挤了政党,掌握了日本权力,而他们的权力,又依赖于财阀们的资本。这使得军部的侵略性变得极强,民国自然成为了他们的首要目标。
所以1931年918事变,日本占领了东北以后,并没有满足,这台野兽机器,已经停不下来了,在1935年这个时刻,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华北,正在准备制造“华北事变”,以类似东北的形式,将华北从民国中分割出来,如此反复蚕食民国领土,直到最后把中国一口吞下。
不过,这种打算,还算是日本人中比较理性的,其实大多数日本军官,巴不得一次性就将中国吞并,其后屡次“暴走”,最终终于打破了日本的蚕食战略,发动了1937年7月的七七事变,中日战争全面爆发。
影佐是个坚定的全面侵华派。事实上,日本情报机构的官员,大多数都是如此,其实也是“屁股决定脑袋”,日本侵华越厉害,对他们情报的需求就越多,他们的地位就越重要,他们人生的飞黄腾达,都寄托在日本侵华之上,所以不积极,才见鬼了。至于日本是不是真的具有这样的能力,他们是不愿意去深思的,大日本帝国怎么可能失败?
不过,作为情报官员的本能,他们对于中国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任何变化,都是高度关注的,现在中国出了西华这个异数,已经占据了4省之地,而且在缅甸击败了英印军,据说还打败了中央军,俨然有民国新兴最强之姿。这使得军部对于以蒋介石政府为主要对手的策略,能否继续存在了疑问。这正是需要他们这些情报官员大显身手的时候。
可是,自己的任务刚刚开始就失败了,影佐的心中满是苦涩:“真是变态的西华。”
在他心中,西华已经是前所未有的大敌,根本不是蒋介石政府能够相提并论的。虽然抵达重庆约十天了,他也没能得到任何重要的情报,尤其是有关西华的军事情报。但单单观察西华对城市的管理,就知道这是一个组织严密、管理严厉,手段彻底、非常强悍的团体。在这样团体中成长起来的军队,战斗力也绝不会弱,一定是皇军的大敌。
影佐盘算着自己的任务,按照日本情报机构的规定,对华派遣间谍必须完成两类工作,第一类是平时的工作,包括调查各地驻军军队数量及其变动情形;调查各地的交通情形,调查一切建筑、电话、电报等各种设备配置;调查一切兵工厂工业情形及其设备、管理及产品;调查当地天然资源、银行及商业状况等;调查当地民众抗日组织内部及测验民众抗日情绪;结交当地领袖,掌握其品格及特性,以便利用。
而等到战争爆发,就转而执行战时的工作,包括侦查及军事行动;进行扰乱后方及破坏工作;收买汉奸;挑拨离间军阀与政客关系等。
自己现在算完成了什么?重庆的交通情况吗?眼下的情形,自己都朝不保夕,还谈什么发展下线?
对于西华的情报工作,一定要尽快调整,按照以前对于民国蒋介石政府的模式,是绝对不行的。等到回去,即使被严厉处罚,也要向上司建言。
影佐眼角已经看到了佐藤,他戴着眼镜、穿着长衫,一幅民国知识分子的样子,缓缓地向影佐的桌子走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