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个夏天,我学会了从妈妈回家的脚步声里,判断她当天的收获。
如果脚步声轻快一些,说明借到了钱;如果沉重得像拖着铁链,那就说明又一次空手而归。
但无论结果如何,她回到家,第一件事,一定是拿起那个小小的记账本,用那支英雄牌钢笔,一丝不苟地记下每一笔人情债。
谁的名字,多少钱,她都记得清清楚楚。
那个本子,很快就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和数字,像一张越收越紧的网。
当所有的路都走到头,筹到的钱,离医院催费单上的那个天文数字,依然遥远时。
在一个下着小雨的星期天下午,她做出了一个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决定。
她让我换上一件最干净的衣服,然后,她自己也换上了那件只在过年时才穿的米色连衣裙。
“我们出去一趟。”她说。
我问:“去哪儿?”
她沉默了一下,说:“去找你爸爸。”
何斌。
这个名字,像一颗沉在水底多年的石子,被她重新捞了上来。
我们坐了很久的公交车,来到城市另一端一个混乱、嘈杂的城中村。
空气里弥漫着廉价餐馆的油烟味和下水道的臭味。
我们在一个挂着宏发货运招牌的、低矮的平房前停下。
妈妈在一个卖甘蔗的小贩那里,打听到了何斌的住处。
那是一栋私搭乱建的小楼,楼道里堆满了杂物。
开门的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,穿着睡衣,正在嗑瓜子。
她看到我们,愣了一下,随即用一种审视的目光,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妈妈身上那条干净的米色连衣裙,眼神里带着毫不掩饰的敌意和轻蔑。
何斌从里屋走了出来,他比我记忆中胖了一些,也老了一些,头发油腻腻的。
看到我们,他脸上的惊讶一闪而过,随即被一种尴尬和不耐烦所取代。
“你们……怎么来了?”
妈妈没有看那个女人,只是平静地看着何斌。她说:“爸病了,脑溢血,在医院。还差一万块的治疗费。”
她没有提任何要求,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。
屋子里陷入了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。那个女人冷笑了一声,把瓜子壳重重地吐在地上。何斌挠了挠头,眼神躲闪着,不敢看妈妈的眼睛。
“蕾……程蕾啊,”他搓着手,语气里满是为难,“不是我不帮……你看我这,跑车也挣不到几个钱,前阵子刚添了个小的,到处都要用钱……”他指了指里屋,我仿佛听到了婴儿的哭声。
“一万块,我上哪儿给你弄去?”他叹了口气,“我现在……自己也是一身的债。”
妈妈的嘴唇,微微地颤抖了一下。
她看着他,这个她曾经的丈夫,我名义上的父亲。
那个男人,在两个女人的注视下,最终选择了退缩。
他把头埋下去,不敢再说话。
妈妈沉默了。她站在那间昏暗、油腻、充满了背叛气息的屋子里,身体站得笔直,像一株濒死的白杨。
过了很久,她牵起我的手,转身就走。自始至终,她没有再说一句话,也没有流一滴泪。
回去的路上,雨又下了起来。我们俩都没有带伞。冰冷的雨水,打湿了她的米色连衣裙,裙子紧紧地贴在她瘦削的身体上,显得格外狼狈。
回到家,她把我安顿好,让我自己写作业。然后,她把自己关进了卫生间。我听到里面传来哗哗的水声,很久很久都没有停。
那晚,她没有做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