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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2章（第8页）

米切尔哼了声，点燃根雪茄，吐口烟雾：“北军那帮蠢货，瞧不起土着人，倒是救了你一命，你运气好，活着到这儿。”

他起身，从书桌抽屉拿出一张地图，摊开，指着大西洋沿岸：“查尔斯顿，你现在回不去，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，北方海军已经集结了很强一股兵力要去攻打查尔斯顿，受此影响下，威尔明顿和萨凡纳，最好现在也别去。我安排你搭一艘去古巴的船，哈瓦那有我们的人，姓罗伯茨，码头酒吧叫‘红珊瑚’，你到那儿找他。他会给你弄艘封锁突破船，去莫比尔。从莫比尔倒火车到亚特兰大，你从亚特兰大再倒火车经过奥古斯塔，最后回里士满。”

他顿了顿，目光凶狠：“圣经别丢，丢了你知道后果。少说话，多看路。”

我点头，收好圣经，放回行李箱。这里的邦联职员又给我找了身干净的灰色大衣换上。

米切尔递给我一封信，封蜡盖着商会印章：“这是给罗伯茨的介绍信。明天凌晨，去，金斯顿号，商船，那艘船挂加拿大旗，北军一般不拦。”

说到这他终于难得放松的笑了笑，拍拍我的肩：“莫林，干完这趟，邦联不会亏待你，我这有20英镑，你路上用，回去好好复命。”

1863年3月上旬，我按米切尔先生的安排，登上蒙特利尔的“金斯顿号”，一艘挂加拿大旗的商船，船身老旧，甲板上堆满木材和毛皮，散发着松脂和海盐的味道，货仓里装满了伪装是普通货物的枪械和子弹。

航程平静，北军巡逻艇果然没拦，船长又操船在沿途的北方港口进进出出，来降低怀疑。

到了1863年3月下旬，船才开进哈瓦那港。

在哈瓦那的红珊瑚酒吧，我找到罗伯茨，一个矮壮的南方佬，红胡子油光发亮，穿着花衬衫，活像个海盗。

他扫了眼米切尔的介绍信，低声道：“莫林？船过几天走，‘银狐号’，去莫比尔。北军间谍盯着紧，你少露面。”

我点头，谢过他，在码头附近一家破旅店落脚，窗外海浪拍打，吵得人睡不着。

旅店的酒吧里，我意外撞见个熟面孔，李敬，那个1861年在哈瓦那认识的中国书生，斯文瘦弱，穿长袍，戴圆眼镜，捧着一摞笔记，像是刚从书斋出来。

我压低嗓子，用汉语招呼：“李兄？还在这儿？”他抬头，认出我，推了推眼镜，笑道：“莫林！真是巧。你还在跑船？”

我点头，坐下要了杯朗姆酒，聊了几句。

李敬说他在哈瓦那待了两年，记录海外华人苦力的遭遇，写成书稿寄回国内，得了些回音。

他语气沉重：“我写的海外劳工情况，讲苦力被骗来古巴、秘鲁，签卖身契，干牛马活，九死一生。书稿辗转到了湖南，郭嵩涛和周馥两位大人看了，颇为震动。他们说，等平定了内外敌人，以及和洋人交涉的事腾出手，朝廷要派人查这苦力贸易，断了这条黑路。”

他语气带着些许希望，眼神复杂：“可眼下，国内兵荒马乱，洋人欺凌，这事怕是得等几年。”

我心头一震，想起纽约报纸的“黄祸”骂声和阿诚的炮灰日子，叹道：“李兄，华人走到哪儿都是夹缝里求活。洋人瞧不起，国内又顾不上。”

李敬点头，推了推眼镜：“所以我得记下来，希望总归是能有点用。”

我拍拍他的肩，没多说，心想江湖人常说“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”，可李敬这书生，倒有点“以笔为刀”的义气。

这段一路向南的旅行，让丽贝卡感到越发的恐惧，她以为我要把她带回南方再次卖掉，我只好再次用斯蒂芬妮的相片，和我非白人的身份安慰她。

这段时间我一直对丽贝卡不错，小心的照顾她的情绪，没有一点要再次奴役她的意思，丽贝卡对我逐渐放心并亲近起来。

3月末，银狐号趁夜色溜出哈瓦那，船身低矮，漆成暗蓝，蒸汽机动力强劲，像条潜行的鱼。

4月初，船靠进莫比尔湾，北军巡逻艇的灯光在远处闪过，银狐号贴着浅滩，借月色掩护，惊险躲过。

我走出船舱，正看到船长和南方守军打招呼，邦联士兵守着炮台，眼神警惕。

莫比尔的南方军告诉我，由于新奥尔良被北方占领，这里的火车不太安全，建议我跟着难民一起向北活动，进入南方军稳定占领区后再坐火车去亚特兰大，让我先在莫比尔等几天，他们再安排我如何蒙混通过北方军可能的岗哨。

莫比尔的南方军安排我在莫比尔的一家旅店住两天，在入住登记时，丽贝卡看着行李时，一个旅店里的女仆从旁经过，丽贝卡赶紧低头，脸颊苍白，眼睛却忍不住偷瞄那个女佣，然后突然默默掉下几滴恐惧的眼泪，却又怕自己的哭声被听到，我走过去蹲下去擦去她的泪珠，拥抱并安抚她，在这里我会保护好她的。

我想了想也觉得这个女仆有些眼熟，但一时也想不起在哪见过，于是先把丽贝卡在租住的房间里安顿好，询问丽贝卡刚才是怎么了，丽贝卡犹豫了好半天才说：“那个女人……她是我姐姐，海蒂。也是我以前的女主人，她以前总打我，我现在看到她了，还是很怕她。”

第二天我去楼下取餐时，正好看到昨天被丽贝卡认识是她姐姐的那个女仆从旁经过，于是和前台的旅店老板多聊了几句，想打听海蒂的近况。

店主冷笑几下说：“她叫海蒂·休格，以前是新奥尔良的一个上流社会小姐，他爸也是新奥尔良的一个大人物，自从北方军占领新奥尔良，没收了她家的产业，释放了她家的黑奴，他爸气的一病不起，不久患病而亡，她逃到这里做点杂工养活母亲和妹妹，她还可以提供夜间服务，但收费很高。”

几天后我在旅店里得到南方军提供的明确消息后，我抱着丽贝卡，跟着一伙难民，看起来漫无目的的向北方走去，途中遇到了一伙北方军的侦查骑兵，领头的正是资助了苏珊宣传团北方之行的班克斯少将，丽贝卡认出了班克斯少将，并帮我说了几句好话，班克斯少将认为我既然肯帮助奴隶，那绝不会是什么和南方军有关的可疑人员，他邀请了喝杯酒再走，但发现马上带着的小酒壶已经空了，咒骂了几句后勤的腐败官员不但送来的枪是最烂的，酒水也经常被克扣，我于是递上一瓶古巴买的朗姆酒表示好感，班克斯少将接过来喝了一口，欢笑起来说我看起来肯定是个正经商人，以后准能赚大钱。

丽贝卡和他说起了自己的北方之行。

班克斯少将也疲惫又无奈的说：“北方人原本以为打败南方，不过是举手之劳，可真打起来，屡战屡败，损兵折将，战前对黑奴的那点同情，现在就全没了。”班克斯少将派了几个人护送我们走小路，谨慎的通过了南北方军的交火区。

我提着行李箱，登上到亚特兰大的火车，车厢破旧，木板座椅咯吱响，乘客多是灰军装的士兵，空气里混着汗臭和烟草味。

丽贝卡爬在硬木座椅上睡着，睫毛微微颤动，手里还紧紧抱着我给她的小布包。

我给她盖上自己的大衣，暗想：要是我早几年娶了媳妇，闺女也该这么大了。

4月中旬火车开进亚特兰大，城里喧嚣中透着乱象。

车站附近，街头挤满难民和伤兵，女人穿着破披肩，抱着哭闹的孩子。

我刚下车，就撞上一场粮食哄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