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经常写诗,有时候写散文。他有时也会写,但更多时候不写。”
于是,安思雨的作品风格多变,偏差极大。
“他发表过诗吗?”迟雪问。
“他写过。”安琳抿一口咖啡,“他的诗很好认,比我的写得好。”
事实上,妻子作的诗歌,比丈夫的更加出名,在唯美清秀的铅字间,一两首诡异有力的诗篇,只会让人感到震撼,接着便再无后话。
“他也给我写了很多情诗,那个,分不清。”安琳微微弯唇角。
“可为什么,你们后来离婚了呢?”迟雪问。
安琳的手指在咖啡边逗留,她望着里面的液体,倒映着天花板的灯。
“我们的孩子去世了。他想离开,把所有都留给了我。”
见到迟雪厚厚的笔记本,安琳猜想,她一定了解很多了。她不禁回忆,也想到很多。
迟雪看着笔记本说:“他的档案里写到,你们是在他二十五岁那年结婚的,你的工作是有寂司的秘书部。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呢?”
安琳微笑,灯照到她脸上的皱纹,缓缓道:“我们是在监狱里认识的,我那时候刚毕业,在里面做了个文员。”
文员虽然工作简单,但是稳定,她考进去才三个月。
那个晚上,她第一次路过,抱着文件,只看了他一眼,眼泪就哗哗下流。
“没过多久,我怀了他的孩子。”
没有任何的解释,这个看上去青涩的、刚出茅庐的毕业生,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,与一个阴暗的死囚发生关系,任何人都无法理解这一个叛经离道的选择。
“他主动要求,想出来了。我们就出来了,他住在我家,我辞掉了那份安稳的工作。”
他窝在房间里,模仿着那个阴潮的环境,久久不能适应自由。安琳独自找了份会计的工作,直到快要临产,他突然开始写东西。
儿子出生后,他们领了证,尺言一天比一天好起来,突然诞生的书籍为这个荒谬组成的家庭带来了经济收入。
有车有房,有孩子,他不再像从前。
“他和我说,他以前喜欢吃蛋糕,现在却一点都不碰了。他也总是会失眠,会做噩梦。他说他以前不做梦的。这样过了六年,我们都没觉得什么不对劲,日子太安稳了。”
安琳的眼里的光亮,微微垂落,“突然有一天,他和我说,‘你是不是在监听我’。”
他们的孩子都快六岁了,准备上小学了,他的丈夫却突然无助地问自己,安琳感受到他很害怕,他在颤抖。
“他开始吃药,后面好了一点,但还是有症状。”她缓缓道来,“他那时候,有点像以前。”
尺言一直在克制自己,他清晰地知道,那些是幻觉,是假的,对比与自己的臆想,他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妻子。
可臆想折磨着他,这份迟来的诅咒,降临在他幸福的阶段。他起初,并不在意。
“我能感受到,那段时候他想走了,孩子牵着我们,他很喜欢孩子,他将他弟弟带大。”
迟雪点点头。
安琳拿起咖啡杯,“后面,孩子车祸去世了,他就走了。”
讲述完,咖啡已经快凝固。
迟雪听到这番经历后,垂眼。
同父异母的哥哥因车祸去世,她不由得想起每次走路时,郭雨生都紧紧拉自己的手。她记录着,像是在看一场纪录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