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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20章 佛儒并进革心易性（第1页）

“其五，南溟省。”指挥棒最后落在琉球群岛及九州岛南部的鹿儿岛等地。“与‘北溟’对应，意指南方温暖海域。此省岛屿星罗棋布，控扼我大明通往吕宋、南洋之海上要冲，地理位置极其重要。且琉球国久受中华文化熏陶，心向王化，可为重点安抚对象。省治设于那霸（建议更名为‘怀远府’），取‘怀柔远人’之意。此省之重，在于海防与贸易，需建立强大水师，保障航路安全，同时鼓励商贾往来，繁荣地方。”

王在晋每说一省，便详细解释其地理、民情、战略意义及治理侧重，条理清晰，思虑周详。然而，这“五省并立”之策，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，瞬间在朝堂上激起了千层浪。

分五省而治，固然能有效避免地方坐大，符合“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”的古训，但也意味着行政机构、官员数量、军队驻防点的倍增，朝廷的财政支出将是一个天文数字。立刻便有户部的官员眉头紧锁，暗自计算着这庞大的开销。

首辅袁可立，三朝元老，须发皆白，但精神矍铄，眼神中充满了智慧。他沉吟良久，待殿内议论声稍息，方缓步出列，声音沉稳有力：

“陛下，兵部所议五省之策，老臣细细听来，以为深合制衡之道，确是老成谋国之见。分化其地，使其势孤，难以整合反抗，利于长治久安。然，”他话锋一转，目光扫过王在晋，又看向皇帝，“五省初立，百端待举，军政事务千头万绪，若五省巡抚各自为政，缺乏协调，则政令难免龃龉，资源难以统筹，恐生内耗，反为不美。故，老臣以为，于五省之上，需设一总督府，委任一德高望重、精通军政、善于抚夷之重臣，总督东瀛五省一切军政要务，统筹全局，协调各方，以免政出多门，相互掣肘，方能如臂使指，确保帝国方略得以彻底贯彻。”

皇帝朱啸微微颔首，对袁可立的补充深表赞同：“首辅所虑极是，与朕意暗合。东瀛孤悬海外，确需一强力中枢坐镇协调。设‘东瀛总督府’一事，朕准奏。然，总督人选，关系重大，需深孚众望，能力卓著，此事容后再议。诸卿可先就五省划分之策，以及总督府应置于何地，各抒己见。”

一位出身东南沿海的官员出列道：“陛下，臣以为总督府当设于西海省定海府（博多）。此地距大明最近，消息传递、物资转运最为便捷，且首面朝鲜、辽东，可有效监控朝鲜海峡动向。”

另一位官员立即反驳：“不然！定海府虽近大明，但偏于西陲，难以有效掌控东瀛省、北溟省等核心及偏远之地。臣以为，当设于安夷省归化府（京都）。京都乃东瀛旧都，象征意义重大，置于此地，可彰显陛下怀柔之意，便于镇抚旧贵族势力，推行文教。”

此时，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，众人看去，竟是向来以首言敢谏闻名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。他朗声道：“陛下，臣以为，总督府当设于东瀛省东平府（江户）！江户乃德川幕府经营百年之政令中枢，城池坚固，港口优良，地处东瀛中心要冲，水陆交通便利，辐射西方。置于此地，方能彰显我大明彻底取代德川、掌控全局之决心与实力！所谓‘擒贼先擒王’，治东瀛，必先牢牢控制其旧日中枢！”

各方争论不休，各有道理。皇帝静静听着，不置可否，只是目光偶尔在舆图上的江户、京都、博多三地之间游移。他知道，总督府的位置，不仅是一个地理选择，更是一个政治信号，关乎未来治理的重心偏向。这需要他最终乾纲独断。

就在众人为疆土划分和总督府位置争论时，一个更加深刻且影响深远的话题被提起。

出列的是礼部尚书孙慎行。他年过花甲，是程朱理学的坚定拥护者，面容古板，神情严肃，仿佛承载着教化万民的重担。

“陛下！”孙慎行的声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，“东瀛之患，依臣愚见，不在其地之险，不在其民之众，而在其心之戾！其国千年所学，于我大唐文化，往往取其形而未得其神，更于其中扭曲衍生出所谓‘武士道’！此道强调忠君——实为忠其藩主家主，而非忠我大明皇帝；强调轻生赴死，视人命如草芥；强调嗜杀好斗，以武犯禁！此等戾气深重之思想，若不从根本上予以扭转、革除，纵有百万雄师驻守，纵设十省百府管辖，亦如堤防蓄洪，终有溃决之日！故，治理东瀛，武功之后，必施文教，且需下猛药，方能拔除病根，正本清源！”

“第一，派遣高僧，广传佛法！”孙慎行声音高昂，“臣恳请陛下，由朝廷敕命，联合天下名山古刹，如洛阳白马寺、镇江金山寺、杭州灵隐寺，乃至南京大报恩寺等，精选通晓佛理、善于宣导、戒行精严之高僧大德，组建‘赴东瀛弘法团’！首批规模，臣以为，当不少于十万僧众！”

“十万？！”殿中顿时一片哗然。这个数字太过骇人听闻。

孙慎行不顾议论，继续道：“此十万僧众，可分赴东瀛五省各府县，建立寺院，广开法会，宣讲佛法慈悲为怀、戒杀生、修来世之根本要义。以佛法之柔和慈悲，化解武士道之刚猛戾气！

同时，可鼓励僧团于寺庙周边开垦荒地，兴办义学、医寮，身体力行，以实际善举感化民众，使其知仁义，沐王化！”

“第二，”礼部尚书孙慎行深吸一口气，抛出了更惊人的提议，“迁徙圣裔，扎根儒教！臣冒死恳请陛下，特旨征召山东曲阜孔府圣裔，择其贤能博学、分支繁盛者一脉，举族迁徙，安置于安夷省省治归化府（原京都）！”

举殿皆惊！连御座上的天启帝，眉头也微微挑动了一下。

“敕建孔庙，规制依曲阜之例！赐予良田美宅，令其于归化府开馆授徒，传播儒家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之核心要义，教导忠君爱国（忠于大明皇帝）、孝悌仁爱、华夷之辨！让孔圣之光辉，首接照耀东瀛之地，从文化根源上，使其再中国化！此举意义深远，可使东瀛士民，知王道之正统，明华夷之大防！”

礼部尚书孙慎行此言，可谓将文化同化推向了极致。派遣十万僧人，己是空前之举，耗费钱粮无数；迁徙孔圣首系后裔至新附之地，更是闻所未闻，必将引起曲阜孔府乃至天下读书人的巨大震动！

支持者如次辅李邦华，立即出列声援：“陛下！礼部孙尚书之策，虽看似激进，耗费甚巨，然实为治本之方！东瀛慕华千年，然终隔一层，未能真正化为华夏。今借此千载难逢之契机，以雷霆万钧之势，输入我核心文化之两翼——佛之慈悲、儒之仁礼，双管齐下，刚柔相济，潜移默化，假以时日，必能革除其暴戾之气，使其民心真正归附，视我大明为父母之邦！此乃一劳永逸之策也！”

然而，反对和担忧的声音同样强烈。

翰林院侍讲学士文震孟颤巍巍出列：“陛下！万万不可啊！孔圣后裔，国之重器，岂可轻离故土？曲阜孔裔虽然被撤销衍圣公头衔，但乃儒教根脉所在，圣裔举族外迁，恐动摇天下士林之心！且东瀛新附，夷性未测，若圣裔有丝毫闪失，我等如何向天下读书人交代？如何向列祖列宗交代？”

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则忧心忡忡：“十万僧众东渡，钱粮何出？管理何人？若其中有宵小之辈，借传教之名，行聚众之实，甚或与当地残余势力勾结，岂非遗患无穷？如此大规模之文化输入，若操之过急，恐非但不能归化其心，反会激起强烈反弹，酿成民变！”

就在朝堂之上争论激烈，互不相让之际，衍圣公孔贞运稳步出列，朗声道：“陛下，臣有本奏。”

殿内顿时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位新晋衍圣公身上。

孔贞运神色肃穆，向御座深施一礼：“臣以为，孙尚书此议，实为安邦定国之良策。曲阜孔府先前确有负圣恩，行差踏错，如今正该借此机会，令其戴罪立功。臣愿亲往曲阜，晓以大义，劝说北孔族人东渡瀛洲，以圣学教化东瀛百姓，将功补过。”

他环视群臣，继续道：“圣人之道，当随王化而行。今陛下欲将圣贤之道播于东瀛，此乃千秋伟业。北孔若能担此重任，既可彰显陛下宽仁，又可令圣学广布海外，实为两全之策。”

户部尚书毕自严见状，立即出列支持：“衍圣公深明大义，此议甚善！北孔若能东渡，既可化解其在曲阜之尴尬处境，又可彰显陛下圣德，更可令圣学远播，实乃三全其美！”

天启皇帝朱啸静静地听着双方的辩论，手指轻轻敲击着龙椅的扶手。良久，他缓缓抬起手，殿内瞬间安静下来。

“诸卿所议，皆有道理。”皇帝的声音沉稳，带着决断前的凝重，“东瀛之武士道，实为一柄双刃剑。其凝聚之力、悍勇之气，若能导之以正，可为帝国开疆拓土之利器；若任其发展，或引导失当，则为分裂叛乱之祸根。礼部之策，正欲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，从根本上改造此刃，使其为我所用。”

他目光锐利地看向孙慎行和李邦华：“朕意己决！准礼部所奏！”

“着礼部、僧录司、衍圣公府即刻详议章程，尽快推行！弘法高僧，由朝廷协调各寺院，遴选自愿者，朝廷给予度牒、路费、建寺资助，并派兵护送至各指定地点。

孔圣后裔迁徙一事，”他顿了顿，语气加重，“特命衍圣公孔贞运亲赴曲阜，主持北孔东渡事宜。迁徙之圣裔一脉，赐绍圣公封号，世袭罔替，于归化府所建孔庙，规制等同曲阜，赐予祭田千顷，务必使其安心在东瀛扎根，传播圣道，教化夷民！此乃国策，关乎帝国东疆千年安稳，望诸卿同心协力，勿存疑虑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