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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64章（第3页）

关于教育和就业，主席听着李思华的讲述，深感棘手。大国治理，太复杂了，千头万绪，革命可不是打倒了反动派，就万事大吉了。建国以后的治理，才是真正的考验，新的大矛盾、大问题，会不断地冒出来，而且都不是那种可以简单地“三下五除二”、“快刀斩乱麻”地解决的，而是需要在长期的过程中，小步地调整、不断地投入资源，来改善和完善，来提升和发展。

李思华摇了摇头：“这就是一代又一代国家领导人的宿命啊，我们现在能做的，也不过就是开一个好头，打下一个不错的基础，至于未来，恐怕要看后世的领导人，他们的智慧和能力了。”

主席感叹：“历朝历代，他们开国后也是千头万绪，不过他们主要的是恢复农业生产，相对于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，可以说简单得多。我们，是要把一个农业社会，提升到一个工业社会，然后再提升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。”

“现代科技的发展，是双刃剑，一方面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，能够创造大量的物质财富。另一方面，它又毁掉了传统小农经济下，对于劳动力的大量需求，使得就业问题，变得越来越突出，这也是，时代对国家新的考验。”

李思华说：“国家能否向上进步，能否不断发展和强大，其实就是不断解决矛盾，能解决一个大矛盾，就能前进一步。相反，被某个大矛盾缠住了，国家发展就可能停滞。就业问题，就是国家永远面临的一个大矛盾。”

接下来讨论的，是宗教信仰问题。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李思华想起了前世网上很有名的一个说法，即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真正无神论国家。她向主席谈了这种看法，总结道：

“我国总体上是无神论国家，大多数的人民，其实是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的，因为我们民族的传统，祖先敬仰就是我们的信仰。别的国家，都是神救世人，我们的民族，则是大禹治水、后羿射日，我们崇拜和敬仰的是这些祖先，而不是什么神仙上帝，这其实是我们文明的一个优势，相信人类自己的力量。”

“但是宗教信仰是普遍存在的，汉族中的佛教、道教等，是“浅信类”，更多的是一种民俗，其实谈不上强烈的宗教信仰。但少数民族中，尤其是绿教，信仰是比较强烈的，宗教的重要性，很多时候超过了现实生活。”

“但这种情况，对于我们国家和民族，是不适合的，尤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。所以我们总的宗教政策，应该是“信仰自由”，但不允许“自由传教”，宗教的存在，必须是被动的，而不能是主动的；宗教必须是温和的，而不能是狂热的；宗教只能是个人信仰的，而不能是去改变社会生活规则的。”

“例如，如果有宗教因为所谓“虔信”，不允许儿童去接受现代教育，认为教育课本中的科学知识是“亵渎”，那么对于这样的宗教“信仰”，我们要坚决地打击镇压，不能接受国家正常管理的宗教，我们就不需要。”

“更重要的是，宗教不能影响历史的真实。例如陕西的白彦虎陕甘回民暴乱，从1862年至1877年期间，白彦虎率领回民与中央政府军队作战，并且屠杀了2000多万无辜汉族百姓，大西北多少地方，汉人被杀绝。所谓的宗教信仰，在其中起到了极其恶劣的作用。”谈到这里，李思华的表情是愤怒的，主席的表情也是愤怒的。

“这样残酷残暴的历史，难道由于要团结回族，所以就要被掩盖吗？我们有什么资格，能代表地下的这2000多万冤魂，去原谅、甚至去修改史实？应该反省的、应该忏悔的，是那些追随白彦虎的狂热宗教信仰的回民。追随白彦虎的回民，跑到苏联，成为了所谓的东干人，中华民族，对于东干人永不原谅，永远不会再接受任何一个东干人。这在未来，还会是我们与苏联交涉的一个重要问题，如果有机会，我们会让东干人付出惨重的代价。”

“这样的历史，我们应该让所有人都知道、都思考，狂信的宗教原教旨主义之下，会发生何等罪恶的事情。我们绝不会因为尊重个人的信仰，就放任有人去掩饰历史的罪行。”

“所以我们的宗教自由，绝对不能放任不管，绝不能让步。尤其是借助所谓信仰，宣传敌视国家、敌视中华民族、敌视汉人的这一类，是不折不扣最严重的反革命，要坚决镇压，坚决打击，斩尽杀绝。”

停了一下喝了口水，李思华觉得有点疲累，这些天与主席的深度探讨，两人都是很累的，费脑子嘛。但这些问题都涉及我党根本性的原则，不能不讨论清楚。她继续说道：

“另外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，就是西方宗教的渗入，例如基督教。最主要的，是必须切断国内基督教与西方基督教的关系，有人信仰，这我们不管，但是如果利用宗教，来干涉我们的内政，那是绝对不会允许的，要坚决打击。”

“而且党员一律不得信教，就算是回民党员也一样，拖泥带水算怎么一回事呢？总之，宗教信仰是个人精神的，不能影响国家、社会、教育、科技等方面的“世俗”。”

主席的总结是：“宗教有积极的一面，也要批评其消极的一面。一切哲学的唯心论及宗教的神道主义的本质，在于它们从否认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出发，设想世界的运动及发展是没有物质的，或在最初是没有物质的，而是精神作用或上帝神力的结果。”

“宗教徒的信仰，关键是有了迷信就不行，所谓的狂信，就是迷信到了深处，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“神谕”，其实已经步入了罪恶。所以我党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，又要团结爱国进步的宗教界人士，建立统一战线。”

第106章就是不走寻常路

接下来是民族问题。

这个问题，主席没等李思华阐述，就笑着说：“你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思想，对于党内的同志们，思想冲击是很大的。原来很多人是相信民族自立自决的，现在就不一定啰。”

李思华有点不好意思，说道：“那是同志们原来没有朝这样的方向想。我是因为一早就觉得，不能放弃东南亚，因此一直在这方面研究。”

她接着说，她认为要解决民族问题，第一个角度，是要从历史和文明的角度，让自身拥有对民族的定义权和解释权；第二个角度，是要从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出发，从解放底层人民的使命出发。

所以她建议，我党关于民族问题的总体原则是：

“从历史和文明的起源看，亚洲诸多的“民族”，几乎都是从祁连山到阴山的“昆仑”发祥地，走出来的部族，都是中华民族的苗裔，现代东亚各种“民族”的表象不同，只不过是部族不同的发展历史，所赋予的时光印记。例如东南亚各部族，就是从大陆西南，逐渐南迁的各种部族。”

“凡属中华部族苗裔，则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，除非你自己不承认。不过那些不承认属于中华民族的独立分子，又算什么呢？他们没有资格绑架整个部族的人口，同意和支持他们的独立企图。”

“中华民族内部，一律平等，没有优待，也绝对禁止歧视。国家对于边疆地区，会有一定的支持和优待，但那是对于贫困区域的所有人民的，不会对于某个部族特意偏颇。”

“普通话国语，应该是中华民族的统一文字和语言。所谓的少数民族语言，一律视为对国语的“注音符号”，不被视为语言，也不会刻意去推广。所有儿童，教育的一开始，就必须以普通话国语，作为教育基础，至于那些注音符号，在教育系统内除了研究者外，不纳入教育内容。”

“对于有独立倾向的这些部族的上层，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以严厉镇压、坚决消灭为主。我们对于这些部族的目标同样是，坚决消灭上层剥削食利阶层，解放底层人民，他们将享有未来作为新中国公民的一切权利，和承担相应义务。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民族自治，所谓自治，不就是维持原来的统治架构吗？上层还是那个对我们离心离德的上层，下层还是被这些上层统治，愚昧甚至被煽动仇视我们。如果这样做，那我们究竟是在干什么？是东郭先生呢？还是自欺欺人呢？”

“我认为建国后，我们需要实施民族大混居政策，各地居民广泛地异地移民安置。二十年中，要彻底地打破所谓的本乡本土的地方主义思维。人口流动起来，才能开阔眼界，学到本领和见识，从而能够进步和学习，一辈子呆在一个小地方，傻乎乎地敌视外人，那就是一个个的井底之蛙。”